黑石号出水八棱金杯 长沙窑“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彩绘纹碗 黑石号出水江心镜 印坦千里船出水南汉国“桂阳监”铅锭

□ 项坤鹏

9-10世纪，中国对外买卖迎来第一个岑岭时间，陶瓷大范畴外售是这一时间对外买卖隆盛的遑急标识之一。东南亚看成中国陶瓷外售的关键节点，其极端的地舆位置和复杂的水文环境，导致该海域存在多数不同朝代的千里船。其中，爪哇海域发现的黑石号千里船（Belitung Shipwreck）、印坦千里船（Intan Shipwreck）和井里汶千里船（Cirebon Shipwreck）备受存眷，这三艘千里船打捞出水了多数中国瓷器偏激他物品。对这些千里船出水文物的商讨，有助于真切了解那时中国陶瓷外售的具体情况。

黑石号千里船

黑石号千里船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近邻，因打捞时操纵有黑石礁而得名，部安分行也称之为勿里洞千里船。该船年代约为9世纪早中期，经造船内行判断，它可能是一艘来自阿拉伯波斯地区尸罗夫港（Siraf）的船只。因客不雅原因，无法对黑石号千里船遗物进行举座的数据统计。出水文物中，以新加坡亚洲讲究博物馆入藏最多，合计53227件，其中长沙窑瓷器50589件，广州方位窑瓷器1591件，巩县窑瓷器256件，越窑瓷器218件，白釉绿彩瓷器185件，邢窑瓷器119件，陶器17件，金银器及鎏金银器66件，铅、铜器55件等。

亚洲讲究博物馆入藏的黑石号出水器物中，长沙窑瓷器数目最多，加上湖南、上海、香港等地博物馆零碎收购的，有学者统计黑石号千里船中长沙窑瓷器总和为57500多件，在黑石号千里船中占齐备多数。此外，千里船周围洒落着多数铅锭，出水6吨，这些铅锭可能既看成货品，又起到船的压舱作用。

（一）长沙窑铭文引导千里没年代

器型方面：长沙窑瓷器中碗的数目最多，约占90%，此外还有壶、罐、瓶、熏炉、渣斗、盏、托、杯、碟盒、灯、水盂、动物瓷塑、鱼形研磨器等多种器型。

年代信息：一件碗上刻有“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铭文，宝历二年为826年，是唐敬宗的年号。据此可判断黑石号的千里没年代稍晚于826年，但不会太晚，这亦然现在大多数学者认定黑石号千里没于9世纪早中期的主要依据。

文化内涵：长沙窑瓷器纹饰和诗文丰富。纹饰有飞鸟纹、摩羯鱼纹等，部分纹饰带有西亚立场，如菱形花叶纹，与波斯、伊拉克地区的釉陶器构图相似，反应出那时文化换取的影响。诗文方面，长沙窑瓷器上的诗文数目繁多、本色丰富，部分未被《全唐诗》收录，有学者合计其起首可能与湖南一带的民歌“西曲歌”或敦煌写经里的“太公家教”相干，比较喜闻乐道，还有一些抒发念念念之情之作，也有诙谐真谛之作。此外，一些器物上的翰墨还传递了粟特文化信息，揣度长沙窑的坐蓐可能受到粟特文化或粟特窑工的影响。

（二）其他窑口瓷器遑急特质

越窑：数目为一两百件，器型细巧，有碗、杯、香薰、渣斗等。部分器型可在唐代墓葬中找到对应，如在唐太和四年（830年）郑州张宗武墓和唐长庆四年（824年）三门峡张弘庆墓葬中能找到相似器型，进一步佐证了黑石号千里船的年代在9世纪上半叶。

白瓷：数目未几，可能来自河北邢窑或巩义窑。

唐青花：数目未几，为巩义窑居品。

白釉绿彩器：白釉绿彩器代表了那时的一种风俗，部分器物与金银器造型相干。黑石号千里船中发现的部分瓷器，如带有“盈”“进奉”字样的白釉绿彩器，标明其与宫廷可能存在筹商。这些瓷器过问宫廷及流寇民间的渠说念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被进奉到宫廷后，因奖赏、买卖等原因流寇到坊间，最终集聚到广州；二是看成贡赋的剩余品被售卖，尔后集散到广州并登上黑石号。此外，部分瓷器带有龙纹，在唐代，龙常与皇帝画等号，这披露这些瓷器等第较高。况兼，一些瓷器的纹样与前边提到的唐青斑纹样相似，均为菱形花叶纹，揣度可能存在波斯或阿拉伯定制的情况，反应出他乡元素的传入。另外，一些细巧的瓷器如高70多厘米带有龙首和小兽造型的握壶，带吸管且里面有小雕镂的杯子等，从器型和遮蔽来看，有可能是巩义窑的居品。

广东窑：有1000多件，以罐子为主，包括不同大小、带系带流等多种样式。部分罐子上有刻字，如一件罐子上的刻字尚未被解读，而荷兰“公主庭院”博物馆一件相似罐子上的刻字被识读为波斯摩尼字母，意为“油”，揣度这些罐子可能用于盛油，可能存在波斯东说念主定制的情况。

（三）出水金银工具有较高水准

家喻户晓，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银器等第较高，可能与宫廷或官府相干。而咱们对比发现，黑石号出水的金银器如金手镯、八棱金杯等，在工艺和立场上与西安何家村窖藏的金银器有彰着关联，质料棋逢敌手，这标明黑石号出水金银器也具有较高水准。

此外，千里船上还有铅釉的阿拉伯地区居品、银锭、铜钱、砚台、玻璃器、筛子等物品。举座来看，出水物品立场洁白，主要为华夏立场和阿拉伯立场。

船上重达10吨的铅锭是最重的货品，和长沙窑瓷器、广东原土陶瓷器组成了船货的绝大部分。船货中长沙窑瓷器近6万件、铅10吨，广东原土陶瓷器2000件。推敲到船货的装载量和分散情况，若是船只在装载了这些多数船货后再赶赴扬州装载少许船货，这种飘零模式在逻辑上存在不对理之处。因此，空洞判断黑石号可能是在广州离港，顺着季风复返指标地，这代表了9世纪早中期中国与其他地区进行陶瓷买卖的一种基本模式，即胜仗飘零到中国来购买瓷器再且归。

（四）不同窑场瓷器为何网络一船?

黑石号出水的器物面庞洁白，主要呈现阿拉伯立场和华夏立场。部分高质料的白釉绿彩器、白釉瓷器与金银器被甩掉在一个单独的小空间里。参考宋代和南海Ⅰ号千里船的布局，揣度黑石号上等第较高的货品很可能属于归并个货主，与公共立场的长沙窑器物有所区别。其中，一面等第很高的铜镜“江心镜”或“百真金不怕火镜”，在唐代演义中有相干外传，且其铭文披露与宫廷相干。皆东方敦厚曾经对相干器物进行商讨。基于这些，揣度货主可能有两种身份：一是官方使臣，货品为官方奖赏；二是商东说念主和旅行者，货品通过自行收购获取。现在看来更倾向于第二种可能。原因如下：一是《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有非官方使臣获取皇帝奖赏的纪录，且那时唐代宫廷与方位的使用物品未变成操纵，多数物品可能洒落在外被阿拉伯东说念主搜罗，表现高档第货品的流寇并非唯独官方使臣这一门路；二是查阅《唐书》《新唐书》等文件，那时政府与阿拉伯黑衣大食之间换取的纪录，发现回赐物品中莫得瓷器，是以宫廷奖赏瓷器给使臣的可能性不大。

不同窑场的中国瓷器是若何网络于黑石号船上的？

（1）直航来华：繁多文件可阐述黑石号直航来华。《中国印度见闻录》详备纪录了那时船货从巴士拉、阿曼等地到尸罗夫港装货后，胜仗飘零到中国广州，该文件写成于9世纪上半叶，与黑石号年代邻近。《经行记》中纪录杜环从西亚坐船到广州上岸，阿拉伯文件《说念里邦国志》也详备纪录了从巴士拉启航沿波斯海岸到东方飘零的阶梯，绝顶为广州。

（2）在广州载货离岸：唐代广州港超越隆盛，《唐大梵衲东征传》《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等文件都有相干纪录。《唐大梵衲东征传》纪录广州港有繁多来自婆罗门、波斯、昆仑等地的船只，香药张含韵堆积如山。广州是唐朝惟一设市舶使的方位。《中国印度见闻录》也提到船到中国后政府收30%的税，这标明那时已在广州设市舶使纳税。从历史纪录来看，那时僧侣出海求法、使臣出使等大多礼聘从广州启航。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纪录出海求法的东说念主大多从广州登船；义净先从扬州到广州，再在广州恭候季风出海；唐朝国使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时亦然从广州经海路抵达巴格达；《新唐书·地舆志》中纪录的“广州通海夷说念”明确了从广州启航赶赴波斯湾的阶梯。此外，广州是阿拉伯商东说念主的最大范畴聚首地，有怀圣寺光塔、清真先贤古墓、蕃坊等功绩，蕃坊还设有主座科罚事务。黑石号船货的组合也可看成其在广州离港的笔据，如船中的大罐子、大盘等多为广州居品。广州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与黑石号上的瓷器有密切关联，表现长沙窑瓷器有门路运到广州，内行还给出了西线（由广西以水路为主，经灵渠、漓江到达番禺）和东线（从长沙窑到郴州等）两条输送阶梯。同期，黑石号上有多数的铅锭，推敲到广东历来是产铅地，揣度铅锭很可能来自广东，装在广东产的大罐子里，这也复旧了船在广州载货离岸的不雅点。

印坦千里船

印坦千里船是一艘东南亚制造的船舶，千里没于雅加达以北距邦加岛约150公里处，千里没年代经多方面考据详情在10世纪早中期。其船货包括金银铜、锡、铅、陶器、中国陶瓷器等。出水瓷器中，广东的罐子4855件，占比66.4%，剩下的器物以越窑青瓷为主，占比在20%-30%。还包括少许青白瓷和白瓷，大部分为安徽地区的居品。从这些数据不错看出，那时陶瓷对外买卖的居品种类比重发生了变化，长沙窑瓷器逐渐在对外买卖中隐没，广东窑和越窑的居品比重加多。同期，根据银锭的制作地商讨以及乾亨重宝的锻造技能（917年）等陈迹，可推断千里船年代晚于917年。越窑瓷器的遮蔽立场等特征也标明其年代应到10世纪。

井里汶千里船

井里汶千里船相同是东南亚制造的船舶，千里没年代在10世纪中后期。船货种类丰富，包括金银铜、铁、锡、铅、陶、玻璃等。中国瓷器出水49万件，占比75%，除少许白瓷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30万件以上）。从瓷器上的刻划翰墨“戊辰徐记烧”（968年）以及与其他出土文物的对应关系（如与吴越国康陵、钱元瓘墓、北京韩佚墓出土文物的相似性），可详情其千里没年代在10世纪中后期。

买卖模式推断

将印坦千里船、井里汶千里船的船货与黑石号比较，前两者面庞相对复杂。这两艘千里船的船货有许多共同之处，如都有金锭，来自马来半岛的锡，来自东南亚和中国的玻璃，东亚的陶器、银锭、铅币、陶瓷器等。印坦千里船、井里汶千里船都是东南亚船，千里没在爪哇岛北岸相距不远的方位，航路都驶向爪哇岛，船货组合访佛。这标明尽管它们年代收支几十年，但不错在归并个买卖模式下进行老到。与黑石号比较，这两艘千里船的船货主要来自西亚、东南亚、中国等多个国度和地区，具有夹杂性，且陶瓷器居品的品类有权贵变化，越窑逐渐成为最遑急的瓷器品类。

结合相干文件纪录，那时黄巢攻打广州，导致阿拉伯列国失去货源，不敢胜仗前来中国，他们礼聘了一个中转点——箇罗国。印坦千里船和井里汶千里船船货起首复杂，若是分别飘零到原产地收购货品，在主要依靠季风的情况下，对商东说念主来说极为阻拦，而礼聘一个中转港进行买卖则便捷许多。从船货的叠压关系来看，瓷器等货品的装载方式也走漏了它们可能在中邦原土被装载后运到中转港。

对于箇罗国的位置，历史地舆学者有多种说法，如克拉地峡、马六甲等地，但比较主流的不雅点合计箇罗国应该在马来半岛的吉打一带。吉打地舆位置遑急，与巨港堪称那时室利佛逝的两个都城，且在古代文件如《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有相干纪录。此外，在印坦和井里汶千里船上的锡块上有“X”标识，马来半岛的吉打从七八世纪以后就一直有牢固的锡矿开导后果，且在当地发现了许多制作半金字塔状锡块的石质模具，这些锡块与千里船上的锡块有对应关系。同期，在井里汶千里船中也有来自马来半岛的货品。在吉打当地博物馆里，有访佛9-10世纪操纵的展品，包括半金字塔时势的锡块、具有阿拉伯立场的陶瓷器等，这些都解释那时的吉打是列国商船的集聚之地。因此，结合考古陈迹和文件笔据，不错推断箇罗国很有可能即是吉打，它在10世纪承担了中国瓷器中转的任务。

论断

9-10世纪时，我国海上对外买卖过问了第一个岑岭时间，陶瓷器的大范畴外售可视为其标识。位于东南亚水域的“黑石号”、“印坦”和“井里汶”千里船，出水了多数的中国陶瓷器，恰是这一历史状态的缩影。9世纪初，“黑石号”千里船从尸罗夫港直航来华，并于广州载货离岸。9世纪末及至10世纪，正如“印坦”千里船和“井里汶”千里船所体现的，在东南亚地区出现了中国陶瓷外售的中转港，地点之一是“箇罗国”，而触发此事的导火索可能是黄巢对广州的攻掠。

[作家是故宫博物院商讨馆员，故宫博物院考古部副主任，古陶瓷保护国度文物局重心科研基地（故宫）副主任，中国东说念主民大学、都门师范大学、北京勾搭大学商讨生导师及学位评委委员。日前，作家在南汉二陵博物馆作“考古广州·海丝专题”2025年第1讲，本文为其讲座综述，广州市文物考古商讨院李强整理。本文图片由作家提供]